一、突发与群体性事件事件
提纲：
1.金融危机，2.面对甲型H1N1流感， 3.群体性事件（如：翁安事件.重庆出租罢运.云南丽江湖水利事件等），4.突发公共事件的种类及其对策，5.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事件
例题：群体性事件突发，为基层执政敲响警钟
镜头一：6月28日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镜头二：7月3日，陕西省府谷县一村民驾驶农用货车为逃避检查跳入黄河并死亡。一些民众包围住警察，并把警车掀翻、砸烂。
镜头三：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
针对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受访的专家称，虽然导火索不同，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大体相同。几起事件无不是由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等造成的。激烈的冲突对抗、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
几起群体性事件以极端表现形式给基层党委、政府敲响了警钟。
群众利益漠视不得，积怨过深当心积重难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出来，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
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
瓮安县玉山镇大坪村村民因土地占用费等问题，多次与矿山发生纠纷，2005年、2006年分别与当地矿山发生冲突。其中一次冲突中，矿山叫来20多个社会上的人殴打村民。村民堵矿以示抗议，村、乡、县均协调未果，最后竟是矿山方面叫来社会上的中间人调停，才算了结。村民罗国华说：“县里派来调解的都是公安部门的人，威胁我们不要再闹事。说再闹就把我们抓起来。我们是在闹事吗？对矿山找黑社会的人来打我们为什么不闻不问？我们是在为自己讨一点公道啊！”而这只是积怨的冰山一角。
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民声早已鼎沸，党群干群关系开始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于建嵘研究员表示，事实上，民众对当地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而这种对政府的“三不”正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原因。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
云南孟连事件同样如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被一些坏人利用，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记者说，这几起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
“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李纪恒在处理孟连事件时对云南官员提出严厉警告。
对此，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说，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工作作风。而这种越来越与群众疏远冷漠的工作作风，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因此，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干部的升迁考核一定要反映当地百姓的民意。惟此，才能改变一些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现状。
作风粗暴易激化矛盾，动用警力须慎之又慎
“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国家有关部门前不久颁布实施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使用警力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规定直指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警民冲突的要害。
综观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以及一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记者发现，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夏学銮说，一味地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因瓮安事件被撤职的前瓮安县公安局长申贵荣说：“遇到群体性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于建嵘说，在一些基层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目前，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及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一些基层政府及干部的行为越来越出现强制的暴力趋向，这亟待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捂盖子反致疑窦丛生，信息公开才能赢得信任
在瓮安事件中，关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四处流传。由此，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
于建嵘说，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一些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信息社会里已经完全失
灵了。但是这些陈旧的观念，某些干部仍然固守不放。”于建嵘说，出现了问题就“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可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往往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孙爱东）
